牛慧清 揭其涛
【摘要】文章立足于媒介记忆对社会的建构性作用，以党史纪录片为考察对象，在媒介记忆作为总体关系的认知前提下，分别就媒介记忆的形塑模式、底层逻辑与话语实践三个维度，对党史纪录片中的媒介记忆实践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再现模式、沉浸模式、口述模式是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形塑的三种基本模式，而情感介入则是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建构的底层逻辑。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的形塑建立在社会话语实践的基础之上，以影像化纪实的手法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完成了关于记忆框架的锚定与认同，并最终依据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凝聚社会共识。
【关键词】党史纪录片 媒介记忆 话语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2-076-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2.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八大以来党史纪录片创作和传播路径提升研究”（20BDJ066）
作者信息：牛慧清（1974— ），女，山西晋城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视听传播、媒体融合、纪录片、新闻业务；
揭其涛（1997— ），男，江西上饶人，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信息、群体传播。
伴随着媒介生态的演进，媒介记忆对社会的建构性作用被广泛讨论。这种研究的新取向基于大量媒介扮演代理人角色与其他社会领域进行互动的媒介社会实践，使媒介记忆在社会实践中所处的价值体系发生显著变化。大众媒介的记忆建构在维护权力合法性、塑造社会认同中具有重要作用，[1]同时也折射出群体与社会变迁的历史。[2]尤其是在数字媒体对媒介记忆的传播手段、途径与社会影响力都产生巨大影响的语境下，关于集体与个人的记忆被持续更新的技术媒介包裹。这一趋势要求人们不仅要对媒介记忆本身的内容和作用进行分析，更要对特定媒介领域的记忆在社会文化认知领域的投射进行阐述。媒介记忆的重要性被凸显，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需要在记忆承载形式、文化环境与受众情感之间展开更深入的对话，在具体的语境下探讨媒介记忆的形塑、逻辑和话语实践等问题。
近年来创作的优质党史纪录片为媒介记忆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在党史纪录片中，媒介记忆的编织与塑造体现了记忆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记忆的建构包含了多重社会机制，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张力。[3]纪录片通过对相关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传播，形成了一种以影像化媒介为主导的党史媒介记忆，以此影响社会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社会现实。任何政党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话语只有修辞性地融入媒介记忆进而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才能成为滋养现实理想与价值观念的肥沃养料。笔者尝试将党史纪录片中的媒介记忆作为研究对象，以媒介记忆为理论起点和后续讨论的基础，结合建党百年以来的集体记忆，深入探讨媒介记忆如何被形塑、遵循怎样的底层逻辑、最终进行了怎样的话语实践，以期为传承百年党史记忆、优化纪录片创作等后续研究工作提供启示。
一、媒介记忆：理论源流与研究实践
记忆研究最早始于心理学领域，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完成了从心理学到社会学的转向。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以艾宾浩斯为代表的心理学家通过量化的方式对个人记忆进行了生理层面的研究，描述了个人记忆的遗忘规律。从文明史角度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抗遗忘的记忆发展史。媒介作为记忆的物质载体支撑着记忆的传承，从甲骨岩石、青铜羊皮、纸张广播到当下的数字化媒介，正如基特勒所言：“我们所探讨的一切都要以技术化的记忆为起点。”记忆的发展与个人、生理、文化、技术、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形成了关于世界的整体认知线索。
媒介记忆是指媒介将集体记忆、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中介化，实现社会各领域的互动。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收集、分析、理解、编辑、储存、提取及传播，实现了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记忆平台，并以此影响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4]媒介记忆构成了隐匿于社会生活中的零碎历史，关注这一记忆赋予了媒介进行社会交往的特征。奈格等认为，“应该将媒介记忆作为一個自成体系的现象来看待，而非仅仅看作一种渠道或过程，从而考察媒介记忆所叙述的集体记忆”，以此探讨记忆建构中的媒介文化功能。阿斯曼则指出，“互联网创造出一个无远弗届的社会框架，文化记忆也创造出一个穿越时间的交流框架”，俨然更加凸显媒介对记忆的社会性建构。从这一视角而言，媒介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建构过程由多个群体、个人、媒介共同塑造，关注的媒介记忆不仅是传递个人或集体对过去的认知，同时也是思考集体或个人如何对自我进行理解和认识的表征。这种中介化的记忆促进了集体与社会层面的交互，任何媒介记忆都需对过往历史进行组织、筛选与安排，记忆的呈现与变化始终围绕着社会现实的需求与框架展开。
对政党而言，媒介有着重要且特殊的记忆书写功能，尤其是在影像成为普遍记忆手段的当下。媒介通过对影像和符号的呈现，将过去、当下与未来联系起来，获得了集体记忆的连续性叙事。这种媒介记忆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参与者与场景提供者的双重角色。有学者提出媒介记忆的机制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机构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创造者生产出林林总总的文本或图像；
二是媒介成为一个中介性的舞台和记忆的展演场，强调媒介作为一种物理性的场所锚定了物理性质的记忆生成。[5]无论是参与者还是场景的提供者，都意味着媒介在记忆的建构中已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中介，而是渗透进社会各领域，成为社会机构运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性的逻辑。由此，记忆产生于群体，又缔造了群体。在这一关系当中，媒介记忆发挥了社会整合、制造文化认同、反映社会变迁的作用。记忆所展示和感染的符号体系，培育了社会认同，调动了人们的情绪行为，实现了大范围内人群对特定价值观念认同的凝结。通过对媒介记忆的整体保存与传承，形成人类社会的记忆库，以此造福人类自身。[6]
基于以上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梳理，本研究选取《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敢教日月换新天》《山河岁月》三部具有典型意义的党史纪录片，通过影像文本和话语分析来解读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建构。在将媒介记忆作为总体关系认知的前提下，分别从媒介记忆的形塑模式、底层逻辑与话语实践三个维度，对党史纪录片中的媒介实践进行分析。从党史纪录片及个人的认知视角分析哪些记忆被媒介所吸纳、积累和运用，描绘党史纪录片如何把历史经验形塑为媒介记忆，以及这种记忆依据怎样的底层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观照党史纪录片的媒介形式对记忆生成的作用，据此探究影像化传播对媒介记忆所赋予的新内涵。
二、党史纪录片中媒介记忆形塑的模式
记忆本身是非固定流动的，因此媒介记忆的形塑即无数个瞬间被讲述、加工与储存的过程。不同的媒介记忆形塑模式以各自独有的路径对事件展开言说。恰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媒介在作为主体进行叙述的同时也在对自身进行表述，而媒介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强烈，也是因为另一个表述的媒介成为它的“内容”。[7]就本研究而言，再现模式、沉浸模式、口述模式都是记忆在媒介空间中被演说的过程，它既是媒介对相关党史记忆的一种唤醒，同时也是媒介对以往记忆的叠加与整理。
1. 再现模式：依据历史与符号的记忆形塑
再现模式是指依据历史与符号进行记忆的形塑，记忆借助符号得以再现和表述，这种再现手法在纪录片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哈布瓦赫曾指出，回忆是在与他人交流中建构的，交流是一种“详尽的编码”，能够使经历变为故事。这说明记忆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活力、令记忆符号不断增殖的过程。“符号是一种基本存在的结果，所有的记忆都能在无意识中凝结为一个符号、一种姿态”，[8]各元素符号相互对应融贯，搭建起媒介记忆的内在真实性。这种真实在纪录片的使用中表现为尊重客观事实，通过画面与声音元素的配合，重现发生在过去的真实经历。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就曾使用这一方式再现爱斯基摩人捕猎海象的场景。类似的历史与符号再现能够提供时空结构关系等的证据，如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开集就以八本德文原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引出“亢慕义斋”的主题，而后纪录片镜头转至该书斋现所在地，呈现室内悬挂着的马克思画像及其他陈设。这些物质符号形成一种内在关联性和整体性，借用特拉斯蒂基于时间、空间和行动者三个维度完整链接考察本真性的理论，媒介记忆的形塑立足当下对以往经验的回想（时间与空间），此刻的自我与彼时的历史相交融，通过一种返身性构建了媒介记忆空间，由此基于历史与符号再现形塑的媒介记忆建构了纪录片影像文本的真实性。
在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的形塑中，历史与符号的再现模式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神话建构术。视觉表征是赋予视觉意义符号化的过程，[9]符号化是人类实现视觉表征、探索存在意义的唯一途径。本研究在对相关党史纪录片进行细致的梳理后发现，这类符号包括书信、日记、物品等个人记忆符号，纪念馆、博物馆、历史遗址等集体记忆符号，党徽、党章、红船等民族记忆符号。这类符号可能比纪录片文本内的其他意义因素更为重要，其将纪录片变为一个浸透社会文化因素的复合构筑体。具体表现为，在纪录片媒介记忆形塑的影像实践中，历史与符号的再现往往采用空镜头、照片、老物件、古建筑等作为画面。这些场景都指向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台词与旁白中的文字都源于真实的历史档案。塞尔指出，文本中的以言行事处于横向依存的关系中，[10]即文本中相关符号元素的贯通可以有效阐释内容本身的真实性。
2. 沉浸模式：基于情感与氛围的记忆形塑
在党史纪录片对记忆进行形塑的过程中，除了以历史和符号的再现实现记忆形塑，还可以通过情感与氛围实现记忆的沉浸形塑。基于历史场景、物件、符号再现，以背景音乐的渲染和媒介空间的建构调动并激发观众的想象及情感投入。皮埃尔·诺拉以记忆场来描述能够传承记忆的载体，[11]虽然其所说的记忆场过于含糊，但仍能够借用其中的象征性和功能性指代来理解党史纪录片作为一种记忆场的职能。在党史纪录片的记忆场中，影像的声画同步营造出一种情感上的认同，此时观众主体意识的代入及心理情绪的浸入都与党史纪录片的记忆形塑相交织。如在党史纪录片《敢教日月换新天》“开天辟地”一集中，镜头一开始就对准了近代以来中国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肆意侵略：古老的城墙在八国联军的炮击中破败不堪，穷苦无助的百姓流离失所。这些无声的画面在背景音乐的映衬下蕴含历史的沧桑，沉重感直击观众心灵深处，承载着国人悲痛的记忆。此时，这种基于情感与氛围的记忆形塑营造出浓烈的回忆氛围，充当了激活观众记忆的催化剂。经由主体的投射和移情，这种沉浸式的记忆形塑不仅承载着阿斯曼所说的“物的记忆”，同时还具备超越物质记忆的文化传承意义，即唤醒观众内心深处的记忆空间，成为一种內心深处的认知建构。
博伊姆曾提出修复型和反思型两种怀旧情感。[12]党史纪录片中所表征与渲染的情感正属于博伊姆所说的反思型怀旧，纪录片尝试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唤醒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定情感，这种渲染的情绪跳脱了时间之维，化入同一个物质空间，所形塑的记忆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成功的自豪感，也带有当时民族内忧外患背景下的感伤之情。观众在沉浸式的记忆形塑中感同身受，感动消弭了媒介形式的区隔，以情感引导和渲染为观众代入媒介的记忆形塑提供了基础。虽然卡西尔认为情感语言低一等，[13]但情感才是媒介形式内在真实性的源头。研究者在探讨情绪对记忆的影响时也发现情绪刺激与记忆加工机制有关，表现为“心境一致性效应”，即与情绪相关的材料会加快记忆的生产。这种情感渲染下的沉浸记忆形塑是情感与心灵共力作用的结果，情感使记忆变得鲜活，媒介记忆的生产不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一种波澜起伏的变化方式获得连贯性，达到心灵上的共鸣。
3. 口述模式：融入真实与细节的记忆形塑
在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形塑中，通过当下真实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将历史真实的细节载负于当下时空的创作手法被普遍使用。康纳顿认为，口述的方式能够让那些即便留有痕迹但原本一直保持缄默的对象说话，[14]也正是深信历史记忆的形塑受限于叙述者的身份和地位，汤普森才会坚定地认为“通过口述史，我们应该相信共同体能够且应该撰写自己的历史”，这种观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生命史看作历史记忆的重要素材。约翰·托什认为口述史是社会记忆的原始材料之一，通过口述的方式形塑记忆，将潜藏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记忆的面孔得以丰满起来，增强了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形塑的真实性、感染力，能够对整体的记忆框架起到细化、补充、完善的作用。例如在党史纪录片《山河岁月》“古城风云”一集中，对“西安事变”前对张学良、杨虎城产生影响的人物一一进行口述介绍，因为是他们促成了张学良、杨虎城思想的转变，使张学良等人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认同，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口述者以身体的在场参与到记忆的形塑过程中，这种身体的在场让人们透过身体本身思考记忆的形塑。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强调：“知觉主体能够感觉持续并具有历史性，是因为我有一个身体和我能‘注视的我”，[15]胡塞尔认为，只有触觉和痛觉才会构成“我的身体”，这种遍布全身的感受产生在身体与外界的互动中。口述者所呈现的记忆是刻写在他们身体当中、铭记在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因此口述者也是在用身体和生命感受记忆的细节，以一种血肉相融、情感相系的方式表达自身的记忆。也就是说，身体的在场是人共情的基础，指引人们对记忆情境进行投射、理解与行动。相较于党史记忆这一宏大抽象主题，个人微观的叙述容易让观众感受到“无名者生命的颤动”。
三、情感介入：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建构的底层逻辑
通过对党史纪录片中媒介记忆形塑模式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无论是再现模式还是沉浸模式、口述模式的媒介记忆形塑，都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清晰的情感介入逻辑。首先，党史纪录片在媒介记忆的形塑中采用了情感渲染的方式，将党史内容与个人相关联，情感介入的对象是观众，通过具体的、系列的能够激发观众情感意识的内容，将个人价值观和党史记忆、家国情怀、民族复兴等意识形态相连接，动员符合国家利益且具有政党价值的情感，使媒介记忆的形塑更持续且稳固。其次，这种情感诉求并不是怀旧式的呓语或启蒙式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基于现实媒介记忆形塑、指向未来的情感实践。
数字媒介时代，人与包括技术在内的其他传播要素的连接首先是情感性的。卢梭在1758年给达朗贝尔的信中指出：“人具有爱人类和爱祖国两种情感，任何娱乐、仪式及政治艺术形式都是为了唤起爱国主义的热情。”[16]党史纪录片中凝聚了国民共同的情感，在媒介记忆的形塑中彰显了价值诉求，这种带有集体意识的情感凝聚以共意性动员为纽带，动员的议题丰富多元，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等，由此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而实现价值观念的传递与民族情感的交流。诺拉在研究集体记忆时认为，全球化、数字化和快节奏的生活会使历史加速远去，但也正是记忆的消退才显得情感的唤起十分重要。海德格尔强调“人对世界的知觉首先由情感揭示”，克尔凯郭尔也曾言情感是个人把握自我生存情况的唯一方式。在当下家国象征体系所形成的爱党爱国记忆场中，情感诉求可以唤起想象中的血脉联系，消弭彼此之间的界限与隔阂，构成空间、制度和观念的爱党情感实践。
这种媒介记忆的形塑既真实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事业，也拓展了具象化共产党员形象的表现方式，使党史记忆变得有血有肉，跳脱出党史纪录片宏大叙事的理性框架，以丰盈的生命力与感染力将典型共产党人的形象形塑于媒介记忆中，与观众达到情感共鸣。英国分析哲学家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内容分为三种：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如果将党史纪录片作为一种广义上的语言行动，可以发现其完成了基于视觉影像话语的以言行事，即党史纪录片在媒介记忆的形塑中通过围绕政党记忆表述和观念交流实现情感的表征，同时也包括借助历史符号、个人叙述等方式完成历史情感的再现，这些物质意义担负记忆载体的同时也承载起情感唤醒的功能，使受众产生基于当下的情感體验，类似于涂尔干所言的集体欢腾在日常生活中借助“物质支柱”来完成。
当然，并不能就此认为党史纪录片在媒介记忆形塑过程中的情感诉求具有一种煽情化的特征。实际上，情感诉求作为媒介记忆形塑的底层逻辑始终是一种理性化的逻辑，是通过影像化的方式创设时空情境、听觉象征和视觉冲击，在互动仪式过程中实现价值的。特定时代下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记忆的普遍感受，包含着人们共享的社会价值观念，以一种稳固、含蓄且持续的方式关联着时代和社会背景。
四、党史纪录片中媒介记忆的话语实践
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的形塑建立在社会话语实践的基础之上，纪录片以视觉性的肌理构成理解宏观社会发展的视角，基于纪实影像文本的生产、传播，构建起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的话语实践。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如同一个家庭没有相册，[17]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以影像化纪实的手法唤起集体记忆，通过特定模式的媒介记忆形塑完成了记忆框架的锚定与认同，以党史媒介记忆凝聚社会共识。因此，本文重点围绕集体记忆、记忆框架、凝聚共识之间的协同关系展开，以此挖掘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话语实践的社会影响。
1. 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唤起集体记忆
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是唤起集体记忆的重要环节。哈布瓦赫强调集体记忆与媒介书写密切相关，文字形式的媒介记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关于党史的集体记忆大多停留在教材、小说、文学等书写介质中，纪录片这一媒介形式给予党史记忆更多的呈现可能。海登·怀特在论述影像史学的概念时明确指出：“应该让历史借助现代传媒技术重新走向民众。”党史纪录片影像化的视觉符码能够唤起人们关于党史的集体记忆与知识体系，产生对党史纪录片教育意义的认同。一定程度上，影像化的媒介形式正在改变人类集体记忆的存留方式，历史逐渐在纪实影像中铺陈开来，这些在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中都有显著表现。
如党的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抗日救亡、建国大业等经典的纪录片影像符号不断勾起观众的集体记忆，这种媒介记忆能够有效唤起集体记忆的表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牺牲、创造，归结起来表征为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集体记忆不仅是民族与国家的记忆，同时也是个人生命历程的体验，囊括了个人对自身生命发展历程的感受。因为集体记忆被唤醒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诸个体的思考、想象和关联，在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所形塑的空间中加以实现。在集体记忆的唤醒过程中，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的话语实践也起到对个人记忆的沟通作用。媒介记忆形塑中所展现的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指向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人生梦想、改变个人命运。通过宏大历史的集体记忆叙事，集体记忆落脚于个人生命记忆的书写中。
2. 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锚定记忆框架
党史纪录片通过对媒介记忆的形塑实现了自身记忆框架的优化、调整，最终完成党史记忆框架的锚定。哈布瓦赫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中提出，记忆具有二重性，记忆不仅体现为具体时间地点与抽象符号，还表现为过去与现在的区分。[18]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党史纪录片作为党史记忆的外化、物质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成为记忆框架的起点。哈布瓦赫认为：“所谓记忆的集体框架，只不过成了同一社会许多成员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博格森在《材料与记忆》中强调：“重复是利用越来越多的运动，延续一种记忆。”党史纪录片中的人物、党旗、党徽、标志性建筑物、文件等记忆画面的不断重复，能够有效锚定百年党史的记忆框架，实现对党史记忆的召唤。
同时，这也是一种认知层面的记忆框架，是百年党史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证据，是政党经验的重要载体。欧文·戈夫曼在《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中指出：“对于一个情境的定义，是建立在支配事件的组织原则和对事件的主观参与相一致前提下的，我用框架一词指称这些我能识别的基本元素。”[19]戈夫曼所定义的是一种认知领域的概念，框架指一种认知结构深植于大脑中并成为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在人们意识的过程中发挥着控制和影响的作用。党史纪录片中媒介记忆的形塑实现了记忆框架的清晰化、固定化，成为人们认识社会、阐述世界、剔除杂糅信息的一种稳固模式。如“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历苦难与屈辱，创造辉煌与伟大的事业”，这种党史的记忆框架清晰耀眼，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记忆框架的雏形会在精神层面对浅层集体记忆的运作机制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在集体记忆的运作过程中周而复始，形成约定俗成的习惯操作模式。“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通过对百年政党记忆框架的锚定，能够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积极发挥记忆框架的正面引导作用，最大化实现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3. 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凝聚社会共识
在唤起集体记忆并锚定记忆框架的基础上，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的形塑能够实现社会共识的凝聚。这种凝聚是对不同利益、持不同观点的社会成员共同认识与理想的建构，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共同认知的扩大化。一定程度上，这种共识凝聚本身就隐匿于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之中。阿斯曼将凝聚性结构看作文化记忆建构的空间基础，即每一种文化都会形成相应的凝聚性结构，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构造一个共同经验、期待的行为空间。观众观看党史纪录片时，党史记忆会自然而然地入脑入心，并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保持其现实意义。前文所提及的集体记忆在凝聚性结构空间中被符号化和现实化，通过高度凝练的符号系统对党史记忆进行视觉与符号话语的隐喻，将抽象的价值认同转换为现实记忆。
凝聚性结构本身是符号空间与记忆表征的统一体，党史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形塑借助标签式的符号与共享式的阐述体系将人们的生活空间、凝聚性空间、党史记忆空间连接起来，使党史记忆框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积极介入社会文化再生产的实践中。由此可见，在党史纪录片这种凝聚性结构所构建的象征文化意义空间中，时空意指层面与社会认知层面所形成的完整象征体系通过党史媒介记忆的形塑延續了党史记忆的信息，凝聚了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的凝聚能积极应对价值多元化的趋势，最大限度地建构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根基与价值共识。只有最大化凝聚社会共识，才能有效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源源不断的群众基础力量。可以说，党史纪录片媒介记忆形塑的最终目的就是积极发挥党史记忆的正能量，为社会树立旗帜鲜明的精神坐标，不断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阵地，为凝聚社会价值共识、情感共识及利益共识提供历史依据和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 周海燕. 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9）：39-50.
[2] 吴世文，杨国斌. “我是网民”：网络自传、生命故事与互联网历史[J]. 国际新闻界，2019（9）：35-59.
[3] Schwartz B. The Social Context of Commemoration：
A Study in Collective Memory[J]. Social forces， 1982， 61（2）：
374-402.
[4] 邵鹏. 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4.
[5] 李红涛，黄顺铭. 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38.
[6] 杨超，朱小阳，揭其涛. 建构、遗忘与激活：社会危急事件的媒介记忆[J]. 浙江社会科学，2020（6）：66-72.
[7]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2.
[8] 埃罗·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M]．魏全凤，颜小芳，译.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136-139.
[9]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30.
[10] Searle， JohnR. 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in John R Searle，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59.
[11]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XIV.
[12]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M]．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47.
[13] 恩斯特·卡西爾.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24.
[14] 定宜庄，等. 口述史读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
[15]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06.
[16] 卢梭. 卢梭全集：第5卷[M]. 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84-185，195-196.
[17] 谢勤亮. 影像如何记忆：年鉴学派视野下的中国纪录片[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3.
[18] 刘亚秋. 记忆二重性和社会本体论——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社会理论传统[J]. 社会学研究，2017（1）：150
[19]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NewYork：
Harper ＆ Row， 1974：
10.
The Shaping， Logic and Discursive Practice of Media Memory in History Documentar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IU Hui-qing1， JIE Qi-tao2（1.School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media memory on society， this paper takes the history documentaries of the CPC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under the cognitive premise of media memory as a general relationship， analyzes the media memory in three dimensions：
shaping mode， underlying logic and discourse practice. Under the cognitive premise of media memory as a general relationship， we analyze the media memory practices in the history documentaries of the CPC in three dimensions：
shaping mode， underlying logic and discourse practic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reproduction mode， immersion mode， and oral mode are the three basic modes of media memory shaping in the history documentaries of the CPC. Emotional intervention become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documentary"s media memory. The media memory of history documentaries is shaped on the basis of social discourse practice， evoking people"s collective memory by means of video documentary， completing the anchor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memory framework， and finally gathering social consensus based on the media mem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PC.
Keywords：
history documentary of the CPC; media memory; discursive practice